我妈一提起生我的事儿就挺难受的。
我妈和我爸上的是同一所大学——原北京建工学院（现为武汉工业大学，可不是现在的北京建工学院）。他们报考大学时志愿上都没有填这所大学，而且考分都挺高。但因为他们俩出身都不好，所以只能上了这所大学。我爷爷原来在大企业做过高层管理人员，到英美留过学，资本家高级职员，那年头划成份，差点给定个资本家。我妈的爷爷是河北的地主，我姥爷去日本上过学。很自然的，这两个“黑五类”就“物以类聚”聚到一块儿了。到毕业分配时，像他们这种出身就两种选择，要么各回各家——我妈回河北，我爸回南京；要么两人一块去内蒙。他们俩也挺悲壮的，去了内蒙。
我生在内蒙古自治区最西边的乌海一个水泥厂里。在那一大片荒地中发现适合建水泥厂的矿山，就在平地上建起一工厂，形成了一个沙漠中的绿洲，周围大概上百里都没人，离乌海市开车还有6个多小时，6个小时就一种风景——沙漠。
1968年1月的一个晚上，我在我妈肚子里挣扎着要出生了。当时厂子里正在闹武斗，两派乱斗，结果我就要看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厂里突然停电！我爸可急坏了。幸好他想起来厂里有个天津老工人的老伴儿过去在天津做过接生婆，就把她找来了。她拿着一把剪子，我爸举着好几把手电筒，就这么把我接生出来了。
为了生我，我妈差点儿没死了。我爸也挺后怕的，到我妹快出生的时候，我爸把我妈送回了河北唐山。
1977年随父母内迁至南京。1978年第十一届世界杯足球赛在阿根廷举行。我们全家一起第一次通过一台黑白电视收看了中央电视台转播的前四名之间的比赛。足球运动的无法抗拒的魅力从此占据了我的心灵一角。小学、中学、大学一直都在学校里踢球，因为南京师大附中条件很好，是全国重点中学，所以体育设施也很齐备，中学六年是最快活的时光，踢球学习两不误。以至后来来大学时，一进外交学院大门我就大失所望，因为没有足球场。
我一进外交学院就弄明白了，那外交部根本就不是我去的地方。所以毕了业就随便找了份差事，算是留在了北京。可我这人受不得拘束，也不正经上班，老跑出去当导游。我当导游干得不错，“业务”特熟。有一次和同学疯玩儿，两天两夜没合眼，还仍然坚持带团参观故宫。那天真是困得厉害，走着走着就睡着了。可居然还能知道到哪儿该迈台阶。再累咱也误不了工作。
那时候整天挺乐的。就是老没个安稳的窝，这有点烦。有一年，我特忙乎，搬了六次家。大学刚毕业我被分到北京市建材局，我工作在办公室，住宿也在办公室。我在办公室里隔出一块小窄条，晚上可以放张床。我在办公室里睡了大约半年。后来我跑去带团住宿条件得到了改善，今天住这个宾馆，明天住那家饭店。旅游淡季没团带了，我就回外交学院挤到低年级同学的宿舍里。然后我在学院附近、月坛那儿租了个小房子，特小、特热。住了没几天又搬到西城劈柴胡同一间不到8平方米的小平房里，住得特憋闷。再后来，住得宽敞了，住到我爸老同学的母亲家里，在劲松，老太太一个人住着两室一厅，我蹭了一间。可好景不长。不久，老太太的孙女要在那儿结婚，我又搬家了。好在那时候已经认识了我现在的老婆，她看我实在太受罪了，就腾出了她奶奶家一个库房给我住。那时，我的家当除了铺盖，一个装衣物的破箱子，再有就是一台为了看球买的小电视，别的就不敢再有了。
我的命运还是比较顺的，每到一个坎儿，就好像有神灵暗中辅佐一样，保证能让我上一个新台阶。
我老婆原来和她奶奶一起生活。我住到她们家库房以后，跟她奶奶相处挺好，老人家拿我就当自己的孩子。导游这活老得出差，有一次她奶奶舍不得我走，就说：“你老往外跑，我总也看不见你。”我老婆听了，和奶奶开玩笑，她说：“奶奶，赶明儿我给您弄一个特殊的小电视，有个跟踪系统，什么时候想他了，一打开屏幕，他就在里边，他干什么咱们全能看见。”现在到了电视台，还真是！我老婆就说：“反正你去上班就是去转播了。打开电视，要么能听见声儿，要么能看见影儿。要是电视上什么也没见着，准保没去台里，说瞎话了！”
记得还是我刚考到电视台那阵儿。一天早上我和老婆在52路公共汽车总站等车，闻到烤白薯的香味儿，特馋，就一人买了一块。等上了公共汽车，就坐在座位上吃。我当时边吃边美滋滋地跟我老婆吹：“哎呀，我现在可得赶紧吃这烤白薯，要不然，等我将来要是成了名，你说我要再在公共汽车上吃烤白薯，人家还不得笑话我呀！”你瞧，结果现在还真不敢在大庭广众前吃烤白薯了。
我这人是有点儿狂。上中学的时候，看电视里的足球转播就嫌里边的人解说得不好，他在里边说他的，我在下边侃我的。上大学时候，一有球赛，各系的同学都爱挤在大阶梯教室看。每次一开球，准有人过去把解说声调得很小，然后就叫：“老黄来一段。”我也没什么客套，开说呗。我就是说得好听啊。我老婆原来根本不看足球，让我说得也成球迷了。她还就爱听我说球。所以中央电视台招聘的时候她就鼓动我去试试。一试，我文化课考了第五，面试时前四个给淘汰了，我以综合成绩第一考进来了。可现在我还是个二等公民，很多事都得让着老同志，无论是业务还是待遇。我有时心里就不舒畅。因为我需要更大的舞台。现在我解说得太少，老是没活可干，好像处于半退休状态，成了“家里蹲”了。
我这人也挺书生气的，沉不住气。前不久一听这回不让我去说奥运会预选赛，我就急了。这种一等的赛事就得让一等的好手去说。你平常那些赛事可以搞平均主义，可这种大赛不行吧？这是万人瞩目的赛事！我也没什么其他想法，就是觉得自己业务强——这也没什么可谦虚的，强就强嘛！我不就是想多说几场球吗？！不让说我就难受。其实我多说也不多拿钱，还多担责任呢！
可能我活得太单一了，除了家庭以外，我的生活里几乎就只有足球了。我脑子里常常只装着足球，别的事都不往心里去。一看到精彩球赛，心里就痒痒，嘴就闲不住。我老觉得既然自己是中国最好的足球解说员——这可不是我说的，是他们评出来的！既然老百姓爱听我解说，就该尽可能多给大家说几场。
（摘自《华夏》1999年10月号，黄健翔口述，铱桤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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